普通民众的情绪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引导的。政界、法界、商界、学界等更多倡导要求的法治，对于社会普通民众毕竟太遥远。大多数民众都不会聘请律师，需要律师刑事辩护律师的更是极少数，许多民众认为辩护律师就是帮助罪犯帮助坏人是正常的。

　　党的最高领导人近日还要求和强调，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重庆打黑斗争是中国的旗帜，审判辩护律师李庄也将会是中国司法的标杆。李庄如果被重庆终审定罪，作为判例可能实际各地也会效仿。今后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会见刑事被告时，还敢就案件其他人笔录中的内容、事实向被告询问、求证、讨论吗？律师在发现或判断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的疑点产生合理怀疑时，还能去求证事实吗？刑事被告人如果自述被刑讯逼供，律师是否应该立即认为并制止其编造呢？律师是否要还要特别避免诱导、教唆两种眨眼形式？针对上述，辩护律师都不能为或不敢为，则除了收钱还有什么能为呢？如果刑事律师都是收钱后假辩，附和公诉机关，那是否全国人大就应修改《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删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呢？

　　辩护人对李庄案二审结果已经有所预见，但是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二审法院如果维持一审有罪判决，实际是在公开维持一起错案。终审判决无疑将使李庄遭受两年半的牢狱煎熬。但是，对那些虽然参与李庄案决策、开庭旁听、讨论论证，但内心并不确信李庄罪名成立，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赞成、附和、或不便反对定罪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可能因此受到的内心困扰或煎熬，或许比李庄的两年半刑期要长。

　　李庄事件虽然与重庆打黑斗争有关，但两者不应该混淆和捆绑。即使李庄案被定罪错判，也不应否认重庆打黑除恶斗争的业绩和整体效果。

　　二审法院如果无法做出使法治受益的判决，起码也不应做出使法治受损的判决。终审判决的决定者虽然可以轻而易举认定李庄有罪和辩护人辩护失败，但是如此判决后，还有胜者吗！！

　　十、遥望中期盼。

　　《刑事诉讼法》、《刑法》与《律师法》及其包含的辩护制度乃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颁布、施行的。其中的每一条款无不体现着党和人民的意志及具体运行规则与游戏模式。模范的、主动的遵行这些条款，等同于模范、主动的维护党和人民的意志，是维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具体行动。漠视或违反上述法律及其任何包括辩护在内的条款，无异于漠视和损害党和国家的意志与尊严。

　　忠诚的执行这些包括辩护在内的法律法规，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刑事执法如同其他司法领域执法一样，最终使国家机器处于自我规范、自我维护、自我修正的良性运行之中。所以，要做到有错必纠，不因李庄律师弱小而轻视其权益，不因公器在握而忽略责任。时时、处处、案案审慎、公正，方能体现严肃执法的本原。徙木立信，本意在此。

　　三个代表的基本理论昭示，我们党已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包括无产、有产、中产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在执政与执法层面，我们党已从革命党的性质转变为执政党。现行一切法制，均为党代表最大人民群众制定和极力推行的意志，及调处包括李庄行为在内的任何行为的准绳与游戏规则，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公正概不例外。所以主动遵从、维护包括辩护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不是权力限制，而是使权力的行使得以稳固持久的前提，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自生内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有圣人每日三省吾身；执法机关亦非神器，难免执法失误，故有《国家赔偿法》颁行在先。所以，公诉机关、侦查机关神圣不可侵犯或永远正确的观念已滞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自觉地护法、执法，勇于纠正错误，还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所鼓励、所要求、所希望的。区区李庄，何足挂齿，微微律师，何足道哉？驯服李庄，易如巡警制服幼童，难言力巨，但若勇于纠正，还其自由，却能凸显赏罚分明、违法必究的伟大和可贵。我们党正是因为勇于修正错误，才有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这便是小平理论的魄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