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审判决对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不予采信，于法无据，违背情理。

　　一审判决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记者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因此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辩护人举证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的证明目的，是为证明龚刚模曾向中央电视台记者自述：是因李庄眨眼后，由其主动叙说被刑讯逼供；是为反驳起诉书指控“李庄在看守所会见，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是为证明有关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到底是李庄伪造在先，还是龚刚模自述在先。

　　关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公诉机关有数份讯问龚刚模笔录，互相之间存在多种矛盾。如果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则是侦查人员所为，而龚刚模检举李庄的笔录也由被指认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讯问记录，其因被羁押、即将被审判甚至将处以极刑，是否因此产生压力和顾虑，为求活命是否敢于如实供述有关被刑讯逼供的事实，实际存在重大疑问。

　　而中央电视台作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与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完全无关。龚刚模对中央电视台的陈述，相对于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显然较少压力和顾虑。其可信度和证明力显然高于在侦查机关的矛盾供述。

　　通过中央电视台视听资料，可以确定龚刚模的陈述是：李庄问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没有，龚刚模从李庄语气和眨眼认为有暗示，龚刚模因此说被打了，被吊了。实际李庄还由此获知了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时间阶段、地点、时间、人物名称、职务、曾经制止的人、治伤医生的姓氏、性别等极为具体的情节。而这些具体情节，如果不是龚刚模陈述，外人是无法获得甚至是无法想象和编造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属于规定的证据种类第七种的视听资料，中央电视台是经重庆办案部门特许合法采访摄录，录像具有合法性，录像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中央电视台记者作为采访记者，不会对龚刚模有压力，采访内容具有真实性。

　　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刑事诉讼证据应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具备“资格”。虽然该证据是中央电视台制作完成的，但是中央电视台并不是证据收集主体，该录像是由李庄辩护人据实收集作为讼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辩护人才是该视听证据的收集主体，作为辩护人，当然具备收集证据的“主体资格”。

　　一审法院如此评判证据，实际是有意混淆概念，采访与收集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否证据与是否为法院所采信的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可以经过庭审核实和认证，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甚至伪造，但是该录像作为辩护人收集提交的证据，其证据资格和属性不应被否认。一审如此评判证据，实际已将辩护人收集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资格剥夺，实际已将全部视听资料排除在证据之外，显然无法可以。一审法院如此实为回避对该证据内容进行评议。

　　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本案侦查机关破例同意中央电视台对龚刚模进行采访，难道不是为了通过中央电视台告知全国公众有关李庄案件事实真相吗？如果龚刚模陈述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重庆办案部门会破例同意中央电视台采访和报道吗？

　　现在，一审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证据资格，对录像内容证据不予认可，在如此严肃并被社会公知的案件中发生如此滑稽的认定，完全没有法律根据，违背情理，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如此认定并理直气壮写入判决为使李庄案判成铁案，还是使铁案漏汤漏水。

　　一审判决认为中央电视台录像没有证据力，而对不断变化供述矛盾的“黑社会老大”龚刚模的最后供述的证明力深信不疑，龚刚模既然可以因辩护律师眨眼诱导而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故事，难道不能在办案机关的教育下编造另一个未被刑讯逼供的故事吗？一审判决的决定者们何以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