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提请公诉人出示其在一审庭审时只宣读而拒不出示的证人证言，亦即公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承诺在庭后三日内提交法庭但至今仍未提交法院更未转交辩护人且一审法院已据此判决的多份证人证言。唯其提供上述证言，辩护人方可在二审阶段对一审阶段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表达质证意见，借此弥补一审的差错并使二审客观审视一审判决。

　　8、请重庆看守所解释：其提供的对龚刚模巡视各种体检表格显示龚刚模无伤痕，但法院委托的伤痕鉴定显示龚刚模左腕有伤痕。

　　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判决承袭公诉人之定论，任意解释《刑法》306条为行为犯，此举属无权解释，据此判决必然误判。

　　2、《刑法》306条第二款是对该条第一款之注释与说明，即必须有疑似伪造的证据出现，方有可能构成本罪。故，《刑法》306条应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退一步，即使可以解释为行为犯，则本罪行为既遂或成就的标志，也必须要有疑似伪造的证据出现，本案核心问题是公诉人也承认没有疑似伪证出现。

　　3、一审判决以公诉人出示或拒绝出示的明显或虚假或违法或矛盾的证言证据认定事实无法可依，且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4、一审判决认为侦查机关在看守所拘留证人取证，然后继续拘留证人，仍属合法收集证据，无法可依，且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5、一审判决对辩护人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提出的上诉人无罪的辩护意见一概不予采信无法可依。

　　6、龚刚模案尚未庭审，其侦查、起诉两阶段均无上诉人介入。一审判决凭空认定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受到上诉人妨害，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

　　7、重庆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于2005年联合下发的渝高法《（2005）案件证据展示规则》第十六条规定：“证据展示结束后（开庭审理前）辩护律师应及时会见被告人，征求其对相关证据的意见，并将被告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在证据展示之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检查人员、审判人员”。

　　一审法院作为重庆市基层法院，依法依理应无条件执行之，但一审法院却违反上述规定，认定李庄向龚刚模宣读或告知同案人供述，就是教唆龚刚模翻供，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8、一审法院仅凭吴家友等证言证实李庄表示希望其寻找审讯龚刚模的警察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就是贿买警察作伪证，无法可依。

　　9、一审法院仅凭李庄曾向法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即认定妨害司法机关正常诉讼程序，无法可依，且直接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赋予律师的举证权责和职业操守。

　　10、一审法院限制解释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人取证、举证相关权责，认为辩护人向被告人宣读同案人供述就是教唆被告人翻供，显然，一审法院作为无权解释国家法律的基层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或为传承公诉机关的逻辑，基于自己的限制解释而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当属不妥。此外，举国公认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之主要进步即在于允许律师在起诉阶段即可复制案卷材料和主要证据，其意义如新颁《律师法》之本意，充分保障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给予律师充分的将已复制的案卷材料向被告人核实、求证，既为发表质证意见查验根据，亦为根据被告人核实这些证据（包括同案人口供及证人证言）的结果，整理、寻找、调查新证据或其线索，从而忠实、客观、完整的履行法律规定辩护职责，唯其如此，才能尽职尽责的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也唯其如此，方能尽力减免冤假错案，实现不枉不纵的刑事法律政策。任何主张辩护人不能向被告人展示或宣读同案人的口供的观点，无异于要求辩护人对被告人隐瞒庭前的法律事实及据以证明的全部证据，包括同案人的口供，无异于剥夺被告人对法律事实的知情权和辩护权，也无异于要求辩护人不得兑现在这一环节上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显然，这一主张是违反《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本意的。正因此，重庆高院、重庆市司法局才旗帜鲜明的规定了辩护律师应当告知被告人所有庭前证据并征求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