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受害者权益保护困难。精神病人酿成命案，民事赔偿率极低，其原因一是受害人多为其近亲属监护、防范不到位而受害，只好自认倒霉。二是精神病人多数家庭贫困，无赔偿能力，即使提起赔偿打赢了官司也无法执行。三是管监存在推诿扯皮无人负责的现象，受害人找不到索赔对象。上述8起案件中，因受精神病人侵害而要求民事赔偿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2例，仅占全部案件的25%，其中仅余某家人经调解赔偿受害人家庭3万元，而杨某家贫如洗，无钱可赔，镇、村通过民政途径对受害人周某给予了少量救助。

　　三、五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1、强制医疗程序的溯及力问题。根据《刑法》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这种情况“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由于《刑法》实施时旧《刑诉法》没有强制医疗程序，公安机关当时只能依法责令其家属和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但在家人监护中，其病情是否得到控制很难掌握，能否根据修改后新《刑诉法》规定实行强制医疗？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实行强制医疗。理由是，其行为是在《刑诉法》修改前实施的，实行强制医疗是对其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应依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是对实体法而言，从实体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第18条第一款早就作出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刑诉法》修改只是对本款规定如何落实作出了程序性规定，不能因为这一程序性规定出台晚就否定其对《刑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性。

　　笔者认为，从《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看，对危险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治疗”是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项选择性权力，是否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关键在于对《刑法》第18条第一款“在必要的时候”的认识。具体到个案，关键在于确定其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的大小。如果经法定程序鉴定，其没有康复，其家庭或监护人又缺乏必要的监护能力，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就有必要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反之，就没有必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国家卫计委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已达1600万，其中重症精神病患者约占10%，居多具有严重暴力倾向，每年引发的案件在万起以上。如果以新法不具有溯及力为由对这批人放弃利用强制医疗手段，将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层面上，将弱化法律应有的威慑力，助长社会不稳定因素。

　　2、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规定不完善。《精神卫生法》第53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但《刑法》、《刑诉法》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的规定本身仅有《刑法》第18条、《刑诉法》第284条至289条共七个条文的原则规定，即使加上“两高”及公安部执行新《刑诉法》的解释的相关条文，关于强制医疗如何具体实施的规定仍然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当“命案”犯罪嫌疑人经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后，刑事立案被撤销，随后怎么办？其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则涉及到对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问题，主要依据鉴定人对被申请人所作的精神病鉴定，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医学问题，精神病专家的意见很关键。然而目前，专家的意见主要是鉴定作案时行为人是否处于病期、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对于鉴定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在鉴定中语焉不详，给实践操作带来诸多不便。

　　3、主动医疗、责令医疗、强制医疗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强制医疗程序设定的初衷，在于使涉嫌严重暴力犯罪但无刑事责任能力，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不仅使其自身得到保护和救治，而且要消除公众的不安全感，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精神病人的家庭或者监护人具备良好的监护条件，有能力也愿意或主动送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正规治疗和管护，是否就意味着消除了其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而不再使其具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是《刑法》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落实管护责任的一般规定，精神病人酿成命案，一般来讲都存在对精神疾患主动医疗不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有责任、有能力却不愿意履行义务的精神病人家属或者监护人，就要责令他们对精神病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而对于流浪型精神病人和家庭无监护能力的精神病人，才需要纳入强制医疗。根据我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严重精神病人“应当实施住院治疗”，并由其本人或者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查找不到监护人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居）委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