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利是图，大概是当今很多人对律师的直接印象了。但是，这是中国律师的形象吗？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律师的公信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那么律师的公信力降低的原因何在？律师的执业环境到底如何？日前，围绕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律师执业环境、律师队伍管理等问题，本报记者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律师法执法检查组赴陕西检查。从今天起，本报将针对此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推出系列报道。

　　“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这是一位资深律师的戏谑之词，虽有些偏激，却也反映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即律师界谈虎色变的“律师伪证罪”。在此次律师法执法检查中，“律师伪证罪”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是犯罪行为，应当判处刑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律师伪证罪”。

　　近年来，栽在这条上的律师委实不少，有曾经为成克杰、李纪周做过辩护律师的“京城名辩”张建中，还有历经两年牢狱之灾、二审被宣告无罪、最后遁入空门的昆明律师王一冰。据了解，像这样一夜之间从雄辩的“律师”沦为“阶下囚”的全国竟有二百余人。

　　“律师伪证罪”是在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加上去的。从当时修改刑法时酝酿增加这一条款，直至法律实施8年后的今天，这一规定引起了法律界持久争议。此次律师法执法检查组在陕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参与座谈的律师代表坦言“律师伪证罪”是“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他们纷纷呼吁取消“律师伪证罪”，理由有三：

　　其一，伪证罪无须突出犯罪主体

　　有律师表示，律师若犯了伪证罪，当然应当追究责任。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单独列出一条“律师伪证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同样，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也有调查取证的权力。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已经有了对作伪证的定罪量刑规定，再在第三百零六条单独对刑事诉讼辩护人、代理人(主要是律师)的伪证行为作出犯罪的规定，其实是一种歧视性立法。况且，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引诱”等妨害作证行为，比较模糊，远不如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暴力”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行为严重。如果要单独规定伪证罪的特殊主体，也应该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一视同仁作出规定，因为这些人同样存在威胁、恐吓证人的可能，而且他们的权力更大。如果只规定辩护方，而不规定指控方，就会造成立法上的职业歧视，无法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

　　其二，可能导致“司法报复”

　　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0%以上。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替坏人说话”，也不意味着他们要挑战国家公诉机关的权威。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见，认为他们就是在跟司法机关作对。有些公诉人员容不得不同意见，也容不得律师所提交的证据与其手中的证据不一致，这种“输不起”的心态导致了“司法报复”产生的可能。一些律师之所以因为伪证罪被追究，就是因为他们辩护成功，控方进行职业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