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十三项再审事由中，被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原审“认定事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甚为简练明了的再审事由比较，上述两项再审事由颇具中国特色，这无疑与我国再审所担负的案件纠错、吸纳信访、救济当事人权利、统一法律适用等多重功能密切相关。该两项再审事由不够细化，较为笼统，能包含诸多内容，当事人针对个案所主张的多个具体理由均可能归结至此。而对当事人主义和辩论原则的理解，应当结合我国再审制度特有的功能，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由限制再审审查范围。

　　二、民事诉讼中的职权探知和释明是法官的一项基本职责和技能，“法官知法”的观念早已广为接受，即使在当事人主义色彩浓郁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概莫能外。况且，权利障碍抗辩和程序法上的抗辩多数事项属法院依职权审查范围，若原审法院疏于审查，被告自然可将该抗辩事项作为申请再审的具体理由。

　　三、程序类再审事由是与原审诉讼相随而生的，但原审对其程序关注不够，致裁判生效后被当事人所主张，此时再审审查范围将对原审审理范围形成突破。同样，被告提供新证据，除本身可构成“新的证据”这一再审事由外，还有可能主张新的抗辩（权），构成原审“认定事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再审事由。

　　四、于实务而言，要求被告从原审一开始便精准抗辩过于苛刻，作为被告往往首先主张对其最有利的抗辩，再退而求其次的抗辩。如违约损害赔偿诉讼中，被告先提合同无效、未违约等抗辩，随着诉讼进展再主张双方违约、不当损失扩大等抗辩。没有被告会在原审时故意不主张对某些抗辩（权），而要等到申请再审再行提出。

　　五、在“法院审查在前，检察监督断后”以及“法院依职权再审兜底”的模式下，如果被告申请再审时，其主张的抗辩（权）未得到实质审查，被告再以同样主张申请检察监督或者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则往往不会受原审审理范围限制。故以原审的抗辩（权）限制再审审查范围实际上变为，将纠纷拖延至后程序纠正，有违程序设计本意和司法效率原则。

　　六、法院受理被告申请再审后，五天内应将再审申请书发送给被申请人，并给予答辩期，基本避免了对被申请人造成突袭裁判。再审审查程序不是独立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无法完全按照一、二审程序。如果被告在申请再审中所提的新的抗辩（权）成立，案件被裁定再审，那么，再审按一审程序或按二审程序再审。对前者所作再审裁判当事人可以上诉，对后者如果因被告新的抗辩（权）造成基本事实不清，则应发回重审，从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申请人（原告）的程序利益。

　　七、若依上述反对观点，则会出现原审中被告主张越精准，即抗辩（权）层级越低，则其可在申请再审中主张的事项越少、范围越窄。这不但对精准抗辩的被告不公，而且反过来会引导被告在原审中的抗辩泛化，不利于原审争议焦点的提炼，影响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

　　概言之，我国民事诉讼职权主义色彩依然浓郁，再审的启动主体多元和制度功能多样，再审事由不够精细，故应当在区分当事人主张的具体理由、再审事由和再审请求的情形下，确定再审审查范围。可以说，大陆法系再审补充性原则与我国再审制度有所抵牾，并未被我国立法所遵循。认为再审审查范围只能限于原审中主张过的相关事项，既无明确法律依据，也与司法实践相悖。当然，若因当事人新主张的不属于法院职权审查事项，引发再审改判，对原审法官而言，其不存在过错或失职。

　　（王朝辉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