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管辖异议制度，也没有集体或者整体回避的规定，根据属地管辖原则，一般仍由之前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侦、控、审机关，甚至是原班人马继续办理。

　　法谚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种由直接利益冲突方来管辖案件、启动追诉的制度安排，使得对律师伪证罪的追究，根本无法保障其合法、公正。

　　就追诉的过程而言，完全由侦控机关封闭操作、自行控制。

　　由于缺乏司法审查机制，侦控方采取各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完全是自行审批、自行授权。除逮捕要报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公安机关享有采取拘传、拘留、搜查、扣押等各种强制侦查行为的权限，事前无须司法授权，事后也不接受司法审查。唯一存在外在制约的批准逮捕，也因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在追诉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性，通常起不到保护律师的作用。

　　就审判而言，书面审理盛行，证人不出庭，裁判的公正性无从保障。

　　由于此罪多由当事人或证人检举、揭发而来，定案也多采用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如果这些证人不出庭，而仅凭侦控机关单方面获取的书面证言定案，则无异于剥夺了律师的对质权。

　　挫伤了辩护积极性

　　从实践效果看，律师伪证罪的立法，产生了消极影响，弊大于利。

　　职业报复迭出，破坏了正常的诉讼结构。

　　司法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维持一个正常的诉讼结构。在刑事诉讼中，所需要的是法院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正三角”结构。

　　控辩平等对抗，既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如果控方可以对辩护人姿意行使职业报复，则控辩平等无法维系，对抗更无从谈起，诉讼结构扭曲，司法公正必然受损。

　　立法的模糊，司法的擅断，使律师伪证罪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践中，一旦被告人翻供或证人翻证，律师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指使”或者“引诱”。甚至在一些典型案件中，律师的一个眼神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教唆”，于是在律师界出现了“戴墨镜”、“戴口罩”去会见的笑话。

　　虽然在统计数据上，被追诉、被定罪的律师是极少数，但律师伪证罪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却不可估量。

　　律师界有句戏言：“如果你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调查取证；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自己去看守所报到吧。”

　　由此严重挫伤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导致我国刑事辩护率不升反降，对我国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实际进程均造成严重伤害。 毛立新（法学学者）

　　刑法

　　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第三百零七条 （妨害作证罪）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