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伪证罪”，即我国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多由律师担任，因而该罪又被直称为“律师伪证罪”。

　　该罪增设于1997年刑法，自立法草创之初，即引起法律界特别是律师界的关注，反对之声迄今未停。十多年过去了，反观“律师伪证罪”的立法理念、立法技术和实践效果，实有全面检讨的必要。

　　针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

　　从立法意图看，1997年刑法创设律师伪证罪，目的是配合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防止律师滥用诉讼权利。

　　对伪证等妨害司法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乃世界各国的通例。但查遍各国刑法，像我国这样专门针对刑事律师而单独规定罪名的，独此一家。

　　各国伪证罪，通常皆为一般主体，即使律师实施了相关行为，也按一般主体的相关犯罪规范予以处置。只有俄罗斯稍微特殊一点，规定有特殊主体的伪证罪，但仍然是把“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检察长或辩护人”同等对待。

　　其实，我国刑法第307条已规定有一般主体的伪证罪，律师伪证行为完全可以适用该条处理。

　　另从罪状描述看，306条所规定的伪证行为与307条大体重合，但在成罪条件、处罚力度上却对律师实行差别对待。

　　根据306条，律师只要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等行为，即构成犯罪；“情节严重”时，则加重处罚。而根据307条，一般主体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

　　另外，单就“引诱”行为而言，司法人员仅在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时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引诱”最多导致证据排除后果；律师的“引诱”行为却被直接定性为犯罪。

　　《刑法》与《律师法》有冲突

　　在立法技术上，“良法”必须具备清晰、明确、无内在矛盾、可循等形式特征。但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却有明显缺陷。

　　例如，306条所规定的“毁灭、伪造证据”之“证据”，是仅指实物证据，还是包括言词证据？

　　所谓“威胁、引诱证人”，何为“威胁”，何为“引诱”，它们与正常的取证行为如何区分？

　　上述这些，迄今没有任何立法或司法解释加以明确，这就为某些司法人员随意解释、滥施追诉提供了方便。

　　该规定与305条、307条不相协调，立法出现真空或重叠。

　　例如，如果辩护人与证人串通作伪证，根据306条辩护人即构成律师伪证罪，而证人只能构成305条规定的伪证罪。问题是，305条伪证罪还要求伪证的内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且“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构成要件更严格。这就可能出现作为教唆犯、帮助犯的辩护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证人却不构成犯罪的不正常现象。另外，如前所述，306条与307条存在明显的立法重叠，两罪的实质区别就是主体不同，而且是包含被包含的关系。

　　该条与《律师法》规定的违纪、违法行为界限不清。《律师法》第49条规定，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分别由不同级别的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306条却一股脑地把律师“毁灭、伪造证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规定为犯罪。破坏了法律衔接性。

　　冲突方管辖难公正

　　如果仅是实体法本身不善，律师伪证罪尚不足以让人恐惧。

　　但遗憾的是，基于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诉讼程序的一些安排，使得对律师伪证罪的追诉，容易演变成侦控机关对律师的报复和围猎。

　　就律师伪证罪的追诉启动而言，完全由侦控机关自行掌握。

　　一方面，没有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的调查、惩戒等前置程序，侦控机关即可以迳行启动刑事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