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争议——出资继受与资格取得之关系。我国实务界对出资的可继承性并无多大异议，但对于因继承行为而继受死亡股东投资份额的法律性质却未有清晰的认识，争议的焦点在于：继承人继承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或投资份额，是否就意味着其当然继承了死亡股东的股东身份？对此，学者中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赞成说和反对说。前者认为，从理论上讲，继承人可以按其所继承的投资份额成为公司股东，由于公司法禁止投资股东在公司登记后抽回出资，因此，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和继承人的利益，法律也应允许继承人取得股东身份。而后者则强调，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质，继承人要成为股东，须经其他股东同意，否则，继承人不能取得被继承人生前所享有的股东地位，也就不能当然的成为公司股东。探析其中的因缘可知，两大争议主要的立足点在于对出资继受与股东资格取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定位不同。此外，更为关键的是，这其中还不可避免的涉及对股权性质的界定问题。鉴于此，笔者试从遗产继承及股权性质之基本理论点入手，以期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与推论。

首先，从股东资格原始取得的角度来看，投资者一旦以其合法财产出资，该财产即物化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并由其来享有所有权；相应的，基于此出资行为，股东取得了与出资财产等值的投资份额，该份额在法律上就表现为一种财产权益即股权，并以其外化的载体——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则为股票）来体现。因此，股权系“有限公司之股东基于股东之资格对公司之法律上地位”[4]这一点已得到普遍的认同。然而，由于股权自身的特殊性，至今学理界对其性质尚未有较明确的定论且观点迥异，从早期传统的“所有权说”、“债权说”到有所突破的“社员权说”、“股东地位权说”，直至现今更有学者提出“独立民事权利说”。①不论对股权性质的界定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股权作为一种私权，是股东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在公司中享有的以财产为核心的权利，主要有两大权能——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即股东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体现一种财产权益性质，具体表现为股东对发给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请求权、分配股利的请求权及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请求权等；而共益权则为股东为自己的利益并兼有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表现为管理权。其中的管理权是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身份体现，如出席股东（大）会的表决权、任免公司管理人员的请求权、对公司董事或监事提起诉讼等，因此，一般认同共益权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总之，股权“既非纯粹的财产权，亦非纯粹的人格权，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5]由于，依现代继承法理念，继承人仅对被继承人遗留下来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享有继承权。而所谓的财产性权利“通常谓以有金钱上之利益为标的之权利”[6]，简单说来，就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具体量化以金钱价值出让或转变为金钱的权利。从上文分析可知，自益权是财产权，具有金钱价值；而共益权则为非财产性权利，在正常的情况下难以具体量化，以金钱价值来出让或转变为金钱。有鉴于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出资的可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对死亡股东自益权的继承，而体现身份属性的共益权则随着死亡事实的发生而当然的归于消灭。换句话说，共益权不能被继承而只能由继承人通过其他渠道（如公司事后同意或公司章程的事先规定等）来获取。因此，所谓的出资继受仅是指对可获得分配利益的财产权益的继受(主要表现为出资证明书的持有)，而继受人不能当然地取得原公司的股东资格。

其次，出资继受不等同于股东资格的取得，这在有限责任公司、无限公司及其他具有人合性的公司中尤为凸显，最典型的体现是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或公司章程、经营协议中均对后者有一定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M×博尔曼（Herbert×M× Bohlman）所说的：闭锁公司（close corporation）中首要股东（principal shareholders）之间的人身关联性是很强烈的。在许多闭锁性公司中，同和其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相比，一名股东总是会与其他股东共处更久。（因此，）这样的团体需要会员之间相互的尊重（respect）、信赖（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由于总是可能存在其中一名股东死亡、离婚、辞职或退休等情形，故如果（闭锁公司）没有对投资份额的可让渡性（transferability）进行限制，现存的股东很可能会发现其与原合作伙伴的前配偶或继承人，甚者是陌生人共事，并且发现不可能同这些新合作者一起工作或密切交往。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公司而言，闭锁公司更有必要对普通投资份额的让渡（transfer）做出限制。[7]换句话说，闭锁公司对投资份额的可让渡性进行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股东身份的随意变更以损害原公司会员之间已形成的良好关系网，应该说，这是对公司会员资格的把关，但并非意味着要对股东转让财产意志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