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今年79岁，把一个罪名背了26年。

　　乍一看，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什么不同——他家阳台架子上，放满了君子兰盆栽，鱼缸里游着4条金鱼，练字用的桌案就放在鱼缸对面。

　　但在一墙之隔的书房，书桌上搭着的三排书架被一摞摞文件塞得满满当当。那是张军用了二十多年收集而来的资料和证据，用以证明自己无罪。

　　被判有罪之前，张军是山西省政协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山西省直主任委员，也是山西省第二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和法律打了10多年交道后，在他代理的一场土地纠纷中，张军在那些熟悉的法条里跌了一跤。

　　最终把他送上审判席的案子中，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安坪乡政府，起诉下辖的庞家峪村委会，占用了位于庞家峪河滩上的454.1亩耕地。张军是被告村民的代理律师。案子败诉，村民不服，到山西省人大、省政协等部门上访申诉。被认为与此有关连的张军以受贿罪、诈骗罪、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6年间，他得到了包括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员田太镜在内的律师和法官的声援。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指令再审，但经历两次重审后，79岁的张军依然背负着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名。

　　如今，曾经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划归公社所有的土地，重新划归庞家峪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早已承包出去，种满了桃树。这么多年来，张军一次都没有踏足过这里。

　　他没了工作，申诉，成了他生活的重点。为证明自己无罪，张军收集的材料摞起来足足一人高。

　　一页一页翻过这些薄薄的纸张，他的手都在发抖。这里面有庭审记录，有会议记录，有盖了章的票据，还有媒体报道的剪报。

　　最多的是，法庭上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名字上面都按着手印。他把这几十页证词专门收成了一整本，小心翼翼地包起封皮。

　　“这些都在法庭上质证过的，是有效的证据。”他解释。但是踩着这些厚厚的材料，他还是没能爬出有罪的阴影。

　　他是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后，第一批拿到律师执照的人。早年他在医院工作，有医患纠纷了，他经常作为医院代表，坐在法庭上当被告。那时案子总输，张军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学了法律，就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可现在他觉得，就算学了法律，很多事还是“想不通”。

　　庞家峪村产生纠纷的454.1亩耕地，在“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时，被公社征收修过“大寨田”。

　　村民败诉后，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的李修仁曾在村民的申诉书上批示：“对这起土地纠纷案要进行民主监督……论证一下究竟这个判决对不对。”张军去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咨询并为庞家峪村村民递交申诉材料，正是接受李修仁的指示。

　　可是，1990年6月8日，他上午去开了个庭，下午就接到了逮捕令。张军当场就把逮捕令揉成一团扔了。

　　后来，他在看守所里待了半年，等来了一审。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时，张军觉得“难以置信”。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被塞进车里，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儿子追出来，在车子后头喊着“爸爸”。

　　车子开了，小儿子就这么追着，喊着，直到车子开远。

　　很多年，这个场景一直时不时地出现在张军的梦里。有好多次，他都是哭着从梦里惊醒，发现眼泪把枕头打湿了。

　　就在张军服刑期间，他的妻子郭章梅也被逮捕，以包庇罪被昔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3年，郭章梅被提前释放，4年之后又被宣告无罪，恢复公职。

　　同样做过律师的郭章梅，宣告无罪后重新拿回了律师资格证，但张军的律师资格早就被吊销了，已经失效的证书，仍然搁在他书房的抽屉里。

　　在郭章梅的印象里，这位79岁的老人，26年里几乎都没有开怀大笑过，眉头总是皱着。他看人时，目光也总显得很凝重。一提起自己的案子，老人眼睛里就有按捺不住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