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女子车祸中受伤

　　事后曾签“免责协议”

　　半年后却状告车主索赔二十万

　　羊城晚报记者 黄亮 实习生 高金花

　　一次朋友聚会后，广州市民郭天主动送朋友回家，途中一起并不算严重的交通意外，却给他带来不小的损失———贱卖了自己的汽车、缠上一场两诉两败的官司，等待他的还有20余万元的赔偿义务。

　　离奇车祸 　　事故发生时车辆正在掉头，车速很低……撞到BRT车道的水泥隔离柱上，没有造成公共财产损失。车内四人，三人安然无恙。

　　2009年11月17日，郭天与曹莉在一个社交场合认识，当晚两人和其他朋友一起消夜到凌晨，曹莉喝得酩酊大醉，郭天和自己的司机将曹莉扶到车内，打算送其回家。当时车内有四个人：郭天、曹莉、司机和另一位朋友小闵。

　　当车行至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天朗明居对开路段时，事故发生了：车辆撞到BRT车道的水泥隔离柱上。事故没有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其他三人也安然无恙，唯独曹莉却受了伤———“右肱骨远端粉碎性骨折”。

　　这起车祸令人颇感意外：司机有十多年驾龄，且当晚并未饮酒，并顺利通过了交警的酒精测试。事故发生时，车辆正在掉头，车速很低。郭天事后称，行车过程中，醉酒的曹莉一直在车上不老实，不仅自行将安全带解开，当车行至中山大道车陂路段时，还突然摇晃司机肩膀，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事故发生。然而，曹莉后来在一份情况说明中却称，这并非事故的原因，她“当时在车上睡着了”，可能是因为司机深夜困乏才导致事故。

　　曹莉受伤当晚即被送往第十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郭天垫付了共3万多元的全部医疗费用。次日，交警来到医院与各当事人一起处理事故，其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为：司机掉头时措施不当撞上固定物，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曹莉在“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中写道：“我不会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车主（记者注：郭天）也是我的好朋友，已经替我付了一切费用。”在交警对各方进行调解工作时，曹莉、郭天和司机三人共同签署了一份“互不追究协议书”：“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责任，我们自己会处理好一切。”三人签名并按下手印。协议书由交警保存，作为事故处理结果材料之一。

　　郭天的“蓝鸟”车由于撞到石柱被毁，修理厂称需要7万元维修费，郭天索性以两万余元卖给了废车厂。此事到此本应就此了结，但很快就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关键证据 　　“当时曹莉已经喝醉……突然她自行解开安全带，大力拍打司机的肩膀……以致司机受到干扰，造成交通事故。”

　　2010年6月，曹莉一纸诉状送到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将车主郭天和肇事司机告上法庭。

　　曹莉称，司法鉴定显示自己属于九级伤残，不仅身体遭受极大伤害，精神也受到严重创伤。她在诉状中称：“本人尚未婚嫁，目前右手因肱骨粉碎性骨折、手臂神经已被破坏无法复原，右手已基本丧失功能，人生受到极大影响，生活也不能自理。”她要求郭天一方赔偿精神抚慰金、护理费和伙食补助费等共计19万元，其中“被赡养人生活费3万余元”要付给曹莉父母，因为曹受伤后不能赡养父母，郭天要承担部分责任。

　　这起官司让郭天颇感意外：明明已经签订互不追究协议书，自己也很尽力地处理事故，怎么忽然成了被告？更令他意外的是，一审判决曹莉胜诉。

　　2010年9月19日，郭天上诉至广州市中院。郭天认为，事故是因为曹莉摇晃司机肩膀所导致，同车人小闵可以作证，自己不应为此承担责任。他在上诉状里称：“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只是证据的一种，如果法院认为不符合事实，可以不采信。”郭天认为，事故认定书没有向同车人调查取证，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足作为判决依据。

　　案件集中到一个焦点：“到底是谁导致了这起事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有证据证明事故中“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其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当时，能证明曹莉是否干扰行车的，除了郭天和司机外，就是小闵。然而，二审法院不允许小闵出庭作证，原因是一审时当事各方并没有申请证人出庭。

　　小闵为此专门到广州市公证处做了一份“公证书”，称：“本人作为该案知情人，愿作为郭天一方证人，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她在公证书里亲笔写道：“当时曹莉已经喝醉，我帮她系上安全带……突然她自行解开安全带，大力拍打司机的肩膀，说要停车去洗手间，以致司机受到干扰，造成交通事故。”

　　郭天据此认为，曹莉知道并认可自己应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三方在交警见证下签署了一份互不追究的协议书。郭天的律师认为：因为协议书上有三方签名，所以具有法律效力，它实际上代表着曹莉放弃索赔的权力。

　　对于这份“互不追究协议书”，法院又是如何看待的？

　　终审判决 　　双方确曾立据表明互不追究经济责任……但郭天第二次尝到败诉的滋味，并和司机一起面临20余万元的赔偿。

　　最初，天河区交警大队没有向郭天出示那份协议书，只是开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由于各方均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在我队主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双方表示除已支付费用外，互不追究经济责任，并于当时签下‘互不追究协议书’。”这份“情况说明”证实了一个关键内容：双方确曾立据表明互不追究经济责任。

　　案件审理中，在广州中院协调下，交警出示了这份“协议书”。但曹莉的律师在二审时却表示，这份“协议书”是“伪证”，是其他人趁曹莉昏迷时拉着她的手按手印，曹莉当时不了解伤情需多少治疗费，存在“重大误解”。

　　案件出现了波折———如果“协议书”是“伪证”，那么交警是如何“见证”的？天河区交警大队的“情况说明”又当如何解释？

　　郭天的代理律师称，按照常理，出现“伪证”的争议后，法院应当要调查到底谁在造假，尤其是当相关证据涉及执法部门时更要查。但郭天申请法院到天河交警大队了解情况时，却被拒绝，理由是曹莉一方没有对证据提出“质证意见”。

　　年12月9日，广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天第二次尝到败诉的滋味，他和司机面临20余万元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