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婚后的扶养制度概述

　　（一）离婚后扶养的概念。离婚后的扶养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离婚后扶养，也称救助性的扶养，是指夫妻一方在离婚后将陷入经济困难而另一方又有能力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后者对前者所承担的援助义务。广义的离婚后扶养除了救助性扶养之外还包括补偿性的扶养。所谓补偿性的扶养是指在夫妻一方为对方接受专门的职业教育或取得某一行业的营业执照作出过贡献，且在对方接受教育或取得营业执照过程中或完成教育或取得营业执照后不久，夫妻双方随即离婚的情况下，接受教育或取得执照的一方对贡献方所承担的补偿义务。1现代各国法律，几乎均设有夫妻离婚之后经济将陷入困难的一方，对于有能力提供援助的另一方，可以请求某种形式的援助制度，即狭义的离婚后扶养制度，本文也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二）离婚后扶养的请求权基础。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基于夫妻间的特定身份，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离婚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一般而言，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随着婚姻关系的解除而终止，但现代各国却规定了离婚后的扶养制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间相互扶养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夫妻间的特定身份，而离婚后扶养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理论界有“社会保障的补充为请求权基础”、“以不当得利为请求权基础”、“以和伙为请求权基础”、“以补偿为请求权基础”等各种学说。笔者在此分析“以补偿为请求权基础”和“社会保障的补充为请求权基础”这两种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

　　“以补偿为请求权基础”的学说认为扶养费的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扭曲的激励机制，对离婚后的经济后果在夫妻之间重新分配，通过该重新分配，婚姻失败后的经济危险在夫妻之间得到适当分配，从而有效抑制夫妻一方在自己获得利益之后、支付报酬之前产生终止婚姻关系的动机。且不说这种导向作用是否有效，离婚补偿理论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但说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国家，离婚时婚后财产作为共同财产在夫妻间合理分配，根本不会产生“扭曲的激励机制”，一方也不必对再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以社会保障的补充为请求权基础”的学说认为，在国家的社会保障未完备，个人的生活首先由夫妻、亲子和其他近亲属保障的情况下，承认离婚后的扶养义务是最为妥当的。虽然日本学者大村敦制认为该学说只能作为政策论而难以作为法律论，但是该学说不仅仅从政策上来讲有合理性，在法律上也具有合理性。因为婚姻不仅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协同体，而且是经济上的协同体，婚姻破裂以后有能力的一方对经济困难的一方予以适当的扶养应该属于婚姻的事后效力。

　　（三）离婚后扶养制度的价值。建立完善的离婚后扶养制度主要有两大价值。一是有利于维护夫妻双方人格的平等，保障离婚自由的实现。二是对弱者予以扶助，有利于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社会和谐。

　　二、我国离婚后扶养制度的现状。

　　我国《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对此作出了解释：“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司法解释中对于生活困难的界定，以及明确指出对生活困难一方的帮助形式可以是房屋所有权或居住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目前住房问题严峻的情势下，作出这种规定有利的保护了弱者。但若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综观我国的离婚后扶养制度，则不难发现其中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