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要不要管理，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论，律师本身和社会上其它的现象一样，跟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一样，都存在着混乱的现象，必须进行管理。关键是怎么样来管理？

　　我认为管理有两种方针，一种是“严”，一种是“宽”，是从严的还是从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宣传上说中国最有效地解决了危机，最早地走出了危机，最早地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我想强调的是政府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种宣传实际上就给我们政府在管理任何事务方面贯彻“严”的方针打下了一个基础。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律师是国家的形象或者说国家的窗口，是一个国家民主和人权的“晴雨表”。如果我们对律师的管理从严，实际上就要限制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的形象，会使一个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律师也是一个国家自由度很重要的“晴雨表”，因为律师是对个人权利维护的一个象征。因此，律师在世界各国自由度都是比较大的。

　　从建国60多年的历史来看，律师只在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开放了，那一段表明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相对比较好。以后随着我们国家专制的程度或控制的程度加强，律师作用逐渐降低。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律师制度被取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律师管制的松紧确实表明一个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程度。现在对律师又拧紧了螺丝钉，又严起来，而这个“严”的对外的象征性作用，就说明了国家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控制加紧了。

　　第二，世界各国对于公权总体来说要管得严，而对私权总的来说要放宽。我们要从严治警，国际上从来没有说对我们的民主、自由、人权有什么影响，我们为防止公务员钱权交易制定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必要的，对公务员从严管理适应了国际上的潮流。但律师是私权的行使者，律师本身的活动也是维护私权的，对于私权应该是放宽的。

　　朱厚泽同志不久前逝世了，现在我所看到怀念厚泽同志的文章里都提到了“三宽部长”，我也没有看到一篇文章反对他“三宽”的提法，当然实际上对“三宽”有不同的看法，极“左”的人士当然对他的“三宽”的看法不一样。但有一条，朱厚泽同志提出的从宽更主要的是在文艺界里提倡“三宽”，或者作家群体应该体现“三宽”的方针，现在没有任何文章提出来对文艺界人士从严管理。这说明，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管理方针。

　　律师究竟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还是作为自由职业者？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对如何管理律师行业，如何确定律师地位的根本出发点。

　　在我看来，现在国家领导人，包括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把律师和公检法等价齐观、相提并论的，就是说你应该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工具一起配合从事活动，不能够独立地做什么。而我们的看法，律师本身的社会地位不能够离开它的自由职业者的特点，否则就没有自己的身份特点可言。

　　这个身份就是他可以完全和政府、检察院、法院的职能相脱离，他有维护正义这个很重要的职责，甚至有矫正现在政法工作中的缺点、弊病的方面。

　　如果我们把律师看作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当然与管理法官和检察官一样，要规定很多制度管理律师，但如果把律师看作自由职业者，就应该与作家、文艺工作者一样来看待。这是两个方针的根本不同。

　　第三，对律师的执业活动的管理应该放宽。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权利的执行是极差的，比过去大大倒退。就像现在法律规定的，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律师，实际上很多地方做不到，会见的时候也有公安人员在场，不能自由交谈、看卷宗，有的律师在做刑事案件辩护的时候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看卷宗。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形式上你有一个辩护人就行了，不需要你做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实质的东西，政府和司法机关已经做出了决定，不允许你变更。现在我们司法部通过《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律师法》做了明确的解释，但从这些解释的趋向是从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