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分居制度是一项法律空白，法院无法对当事人分居的请求进行裁决，即使夫妻双方曾自行达成分居协议，由于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夫妻一方也可以随时反悔而不受任何制裁。依据现有的法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有共同生活的权利义务，夫妻财产归双方共同使用、管理，双方共同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也就是说，在获准离婚之前，夫妻分别生活不被认可，一方要求同居或以此为由寻找对方而发生的纠纷，除非触犯刑法，否则均被视为家务事而难以判断。夫妻双方均对子女承担直接监护责任，不存在某一方对子女承担特定的抚养教育责任，所以在法律名义上并不存在争夺抚养权一说。司法实践认为，夫妻相互之间有日常生活所涉财产的代理权，一方擅自处分家具、电器等共同财产，由于亦在夫妻相互代理的名义下，法院对此类纠纷无能为力。

　　所以，离婚制度并不能解决婚姻危机所需解决的所有问题。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有一例奇特的离婚案件。该案调解卷宗前后共4本，而且是同一案由。案情如下：原告（女方）与被告（男方）结婚15年，生有一子一女，夫妻感情融洽，生活和睦。后男方不幸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酒后殴打自己的妻子。酒醒后，后悔莫及，痛苦流涕，给妻子赔礼道歉，甚至下跪磕头。然后再次酒后，又控制不了自己，打了妻子。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年之后，女方终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女方向法官表明，起诉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想和男方离婚，而是想通过法院来解决丈夫酗酒打人的恶习。因为双方感情并未破裂，可以想象，调解工作非常顺利，男女双方携手归去。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男方在忍耐了几个月之后又“旧病”复发，女方再诉，再调解。如此，反复了几年，收效不大。最后一次主审法官主持双方自愿立了一份分居协议，双方约定如二年之内男方再有酗酒打人现象，法院将判离。这一次面对自己亲手所立的白纸黑字的协议，男方独自一人经过重新审视和冷静反思，在其父母帮助下，终于戒掉酒瘾，重新回到了妻儿身边。又如，某些夫妇，感情虽已破裂，但双方顾及子女的健康成长，只求分居，并不希望离异，某些女性在夫妻不和情况下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不愿意继续共同生活，但出于传统观念束缚，并不愿意离婚。但是由于没有分居制度的规定，他们只能选择离婚诉讼，往往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离婚意味着婚姻的失败和结束，而分居是给彼此一个重新审视和冷静反思的机会，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寻求分居权应当是公民的正当需要和合法权利。

　　笔者认为，现今我国建立分居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分居主要处理三方面问题：夫妻人身关系、亲子关系、财产关系，具体内容为：

　　１、在身份关系上，夫妻同居义务结束，但婚姻关系依然存在，仍应履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

　　２、处理对子女的监护、抚养问题，明确分居期间子女由夫或妻一方直接抚养，另一方给付一定数额的抚养费；

　　３、在财产方面上，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为分别财产制为宜，即分居期间一方创造的财产归其独有，一方形成的债务由其本人承担。对分居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对其使用权、管理权加以明确，不宜对其所有权进行分割。由于分居期间夫妻关系依然存在，夫妻仍然享有彼此继承的权利，分居期间有经济能力的一方应当给予贫困一方适当的扶养费。

　　在婚姻关系中设立分居制度，可给当事人提供选择其婚姻前途的方式。若婚姻关系确实无法维持，当事人可以主张离婚来解除已死亡的婚姻，若婚姻关系未完全破裂，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居，使其冷静思考，慎重抉择，这样既保留了夫妻和好、婚姻恢复的直接可能性，又保障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兼顾了当事人、子女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结论

　　本文基于分析我国离婚制度的不完善之处，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从而使夫妻的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界定更为明确、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并在婚姻关系中设立分居制度，这样可给当事人提供选择其婚姻前途的方式；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可行的、且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发挥法律对弱者的保障功能，实现社会之共同进步。